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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62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队的思想建设。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

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进步。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对此，贺龙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但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10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

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年内由团员到党员。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5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9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在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育战线上的骨干。

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他认为，比赛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输人，赢球还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这两句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标，是消极的。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在赛前动员时，他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

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贺龙对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又是洋房，又是汽车。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高。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工资要定得高一些。”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因此，如何安排运动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干部司应该检查一下6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过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四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分不能糊口。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对运动员来信反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筹建中央体育学院。1953年9月20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于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万里风趣他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

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3.3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们1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

1954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1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走在“又红又专”的路上——孙贞锴与红色经典课文的不解之缘

大小新闻客户端（通讯员 林英波）“时代距离的产生和消解是红色经典课文教学必须正视的永恒的核心问题，既往以时代性本身作为删除某些红色经典课文、认为红色经典课文没有深度教学意蕴的逻辑——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精神价值的自我颠覆，助长了惰性教学思维。”近日，在福山区“红色经典课文”重点专题教改项目中期展示交流活动中，齐鲁名师、山东省特级教师在专题报告“红色经典课文的时代解读与课程取向”中提出上述鲜明观点。

县域内外：着力红色宣讲

在2022年秋天全区“红色经典课文”重点专题教改项目开题会时，孙贞锴老师还做过一场专题报告，在报告之后针对参与项目研究老师的疑问进行了互动答疑。

2022年4月，身为四期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中学语文组组长的孙贞锴老师，牵头组织了山东省中学语文“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红色经典课文教学主题教研线上活动，全省四期齐鲁名师人选及工作室成员、部分地市语文教学教研人员参与本次活动，孙贞锴做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语文红色经典课文教学观察与思考”专题报告，反响强烈，全省27位初高中语文名师或骨干教师进行了公开说课与课堂展示，孙贞锴对活动进行了总结点评。

“初中时，我偶然翻阅到了祖父留下的一箱马列经典和红色书籍，给我精神上带来了极大触动，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烙印。”孙贞锴在学生时代就有着强烈的红色情结，步入高中、大学之后，作为团员、党员骨干，经常给同学宣讲《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篇目核心观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好红色基因。随之，统编语文教材增加或恢复了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红色资源”“红色基因”色彩的经典课文，聚力红色经典课文教学研究，越发成为孙老师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点。

除进行相应的语文教研专题报告之外，孙老师还受邀到学校进行红色教育主题宣讲，在宣讲中结合《雷锋叔叔，你在哪里》《狼牙山五壮士》等红色经典课文以及典型案例素材——引导学生认识红色精神内涵、尊重历史珍惜当下。2023年4月，受邀到枣庄市寒亭区为当地区委办、区政府办进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涵养新时代良好家风”专题讲座，在宣讲中结合红色家风解读红色精神，深受好评。

课堂之上：追寻教学创意

“陈虹同学严于律己热爱集体的精神，表现在把对学习的极度认真，对班级对工作极度的负责。每位班干部都要学习她。有些班干部对学习不够认真，投机取巧，把重担子撂到一边，专门做眼面皮上的事情。学业当前得过且过，先想着眼下如何舒服，然后再想着怎么糊弄家长和老师。侥幸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摇头摆尾，生怕大家不知道。对班级对工作不是高度负责，而是拈轻怕重，浮皮潦草，流于应付。这种班干部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班干部，至少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班干部。和陈虹一个班级的人说到她，没有一个不夸赞，没有一个不为她的干练所折服。初二办公室的老师,凡亲自教过陈虹同学以及亲眼目睹她为班级做事的,无不为之动容。每一位班干部，一定要学习陈虹同学这种真正‘崇文尚德知行合一’的精神。”2015年，在教学《纪念白求恩》时，孙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针对仿照课文第二自然段格式，写自己熟悉的一个优秀人物（可以是同学、老师、家人，或新闻报道的人物，等等），评价其某一方面优秀品质。这是他在课堂上的即时下水仿写片段，在老师带动下，学生仿写兴致很高，通过仿写，对课文主题内涵的理解也更深了。

孙贞锴认为，对红色经典课文既要正确解读、避免价值颠覆，也要结合时代情境进行积极有效的联系拓展，努力消减时代距离，促进学生有效认知。

多年前，教学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时，孙老师故意将原文“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中的“骨头”读成“尸体”，在学生喊着“读错了”之际，孙老师问学生这里的“骨头”能否换成“尸体”，学生议论纷纷，认为“骨头”更能表明敌人的凶残：杀死了还不算，还要用刺刀一刀刀把我们的骨头剖开，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而“尸体”就没有这个意味。孙老师继续引导学生：“我们形容人的性格坚定时经常用‘硬骨头’，有说‘硬尸体’的没有？毛主席评价鲁迅先生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为什么不说‘鲁迅的尸体是最硬的’？”学生忍俊不禁之后说“骨头”代表了人格，孙老师继而点拨：“骨头在这里确实代表了人格，用手指着我们骨头是对中国人人格与尊严的极大侮辱，同时‘骨头’与下文‘奴隶’相对应，‘软骨头’的只配做奴隶，写在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国歌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是要号召国人坚定不屈奋勇抗争。因此，这里用‘骨头’比‘尸体’表达效果更鲜明，情感更深切。”

2023年2月，济南市长清区第一初级中学方永旺校长一行到福山区崇文中学考察交流，现场观摩孙贞锴老师执教的红色经典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方永旺校长、崇文中学王宝全副校长等领导都对这堂令人耳目一新的课给予好评。针对这篇红色经典课文，孙老师设置了四个任务情境调动学生思维，中间穿插一项活动——推出《谁是最可爱的人》课下注解李玉安“烈士”的特殊事迹，要求学生在解说李老英雄事迹之后，对其精神发表感怀，通过抒情、议论进行总结，补写解说稿，与课文学习形成呼应。

书桌之间：沉淀深度思考

“除关注、优选既往一些比较经典的素材之外，我们还应尽可能关注一些新近的具有参照、学习、启发意义的典型素材，进而在教学中通过适当方式对学生有所引介。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女作家杨海蒂散文新作《永恒的星辰》一文，就可视为这方面可资参考的重要素材：文章开篇交代白求恩的国际声誉与卓越成就，后文叙写白求恩来华后的艰苦与清贫，通过前后对比突出白求恩精神的伟大，从而昭示信仰是人的灵魂。其中，也直接谈到白求恩在延安对从前的快乐、富足生活有所怀念，却有一种更高级的幸福感……这一新作被一些地区引为学业考查的阅读语料，其中，提出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作者写白求恩怀念过去的享乐生活，是否有损其光辉形象’，综合文章信息、根据文章主旨可得出主体答案‘白求恩怀念的这些，是他在加拿大已经拥有的生活，但他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放弃了这些享乐，恰恰突出了他的崇高精神’。这则语料及其发问完全可以作为《纪念白求恩》课文学习的拓展活动。这样的拓展联读、问题探究，恰恰可以对学生辩证、理性认识相应问题形成一种正确引导。”这是孙贞锴老师在《把握红色经典课文的根本内涵——关于解读与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结尾谈到的教学认识。这篇六千多字的论文最终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建设》。

在进行报告宣讲、课堂实践的同时，孙贞锴老师一并致力于红色经典课文教学的研究梳理，在书桌之间通过专业阅读和写作——积累、沉淀深度思考。

“一位高中女生在学习孙犁《荷花淀》时，提出的问题是‘老师，我不喜欢《荷花淀》中的环境描写’，这个问题应该说提得很好。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还是一个个性问题？在红色经典课文教学中，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怎么办？但是，有的研究者却把类似案例简单摆出来，意思就是红色经典课文学习价值不大，不吸引人，如何如何，这是根本错位的认识。”在研讨中，孙老师多次提及这一案例，并进一步结合何立伟的“诗化小说”《白色鸟》进行解读：“为什么作者要描绘如此美丽的场景，而写的故事却是残酷的？正如孔庆东先生所言，‘其实孙犁这是从一个更高的境界写出了生活的不容易，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他把生活写得越美好，就越衬托出侵略者的可恨’。学生不喜欢的背后是‘不喜欢’还是并没有真正读懂，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2022年2月，由孙贞锴老师组织全省20位齐鲁名师编写的《红 色经典课堂》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成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2师语文教学系统进行推广。“这一专题式的实践、梳理、提炼，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教研自觉与科研精神。”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管锡基院长对这一专题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孙贞锴兼任福山区教体局教科室研究员，在其带动下，全区范围设立了“红色经典课文”县域重点专题教改项目，全区中小学语文教师积极参与研究。大家充分认识到红色经典课文教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和孙老师一同走在追寻“又红又专”的路上：既充分挖掘红色经典课文的“红色”底色与特质内涵，又结合课程与教学动态、结合学情努力提高教学的专业水准；努力做“红而专”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既保持热情又要有专业的追求和眼光……

责任编辑：庞磊

审校：李晓飞

清华“又红又专”：勾起你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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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毕业季再提”又红又专”的口号！这真是太令人兴奋了！”又红又专”这个短语应该已经流传多年了吧！它是否曾在某个时刻深深触动你的内心呢？想必在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回忆，有些时代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回忆，有些时代则伴随着永恒的痛苦。作为一名八十后的小编左岸桥西，我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无法亲身体验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的变迁，文明进步的步伐依然不停前行，对错虽然难以判断，但总会留下一些痕迹。也许是我太过敏感了，但这一切让我不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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