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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障碍——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解读《孔雀东南飞》的婚姻悲剧
交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解读《孔雀东南飞》
社会心理学家舒茨的三维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参与人际交流，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1]他认为，这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的成长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从舒茨的三维理论出发，不难发现“焦刘”两家各成员，特别是焦母、焦仲卿和刘兰芝人际交流的严重障碍，是造成《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的导火索。
一、刘兰芝交流“无力”
十六岁之前，刘兰芝学了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等，接受了当时女性所能接受的最完整的教育，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良性种子。但是，刘兰芝的婚姻最终还是悲剧收场，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刘兰芝在成长过程中与人交流方法单一、性格偏狭、行事过激、感情用事等，阻碍了其与焦母和焦仲卿的有效沟通，是其婚姻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人际交往理论认为：人际交往和谐需要相互支撑，要改善认知模式，要完善性格。[2]封闭的生活环境，导致刘兰芝无法接受科学完整系统的交流教育。刘兰芝曾说“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虽是自谦之辞，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父亲早逝而出现的教育缺席，使得刘兰芝撒娇的天性没了施展的对象。虽有长兄，但伦理制度下的长兄少了温情的面纱，多了封建家长式的面孔，而且“性行暴如雷”，刘兰芝在家庭内部参与人际交流的包容需要无法满足，平等交往的情感宣泄找不到出口。性格倔强的刘兰芝，遇到有专制独裁倾向的兄长，不懂“以柔克刚”以妹妹的娇羞撒娇化掉哥哥的冷峻，争取交流的支配地位，直接影响到自己在婚配生活选择上的自主权。待字闺中时，交流教育的缺失，一定程度上让刘兰芝产生“交流无用”的心理定势，也导致了刘兰芝日后在争取与焦仲卿复合失败后，选择自杀逃避。
女儿时代，没有学会与人积极交流技巧的刘兰芝。到了婆家后，遭遇极为严重的生活挑战，挫折不断。焦仲卿在外忙公务，将家中事务托付给刘兰芝。可惜，如何主动与人沟通交流，刘兰芝不懂，也不敢，更不会。刘兰芝不懂得如何主导支配婆媳间的交流，更不懂得通过良好的语言技巧讨好婆婆和小姑子。焦母挑剔刘兰芝，婆媳间矛盾不断升级。刘兰芝没有主动出击，寻求合适的契机与婆婆进行有效沟通，而是放任事态一步步走向恶化，并最终被下达“驱逐令”限期离开焦家。从刘兰芝被“驱逐”时的刻意梳妆打扮，强作坚强不肯服软，不难看出感情用事是刘兰芝交流“无力”的软肋。
二、焦仲卿交流“被动”
焦仲卿，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有义务也必须为家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沟通环境。然而，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强悍，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让焦仲卿缺少了男人应有的刚性与魄力，完全听命臣服于母亲，待人接物彻底被动，与母亲、妻子的交流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汉朝“以孝治天下”，焦仲卿臣服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习惯于焦母的“垂帘听政”，努力扮演好乖儿子的角色。失去父亲的焦仲卿，屈从于社会伦理受制于专制母亲，尽力扮演一个孝顺儿子，渐渐地失去了个体生命的独立性。焦仲卿的盲从，从某种层面上讲，正是个性被挤压人性遭受摧残的最好明证，也是焦仲卿丧失交流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焦仲卿娶妻，是焦母的主意；焦仲卿休妻，同样是焦母的主意。这种“耳提面命”式的对外交流方式，让焦仲卿丧失了面对母亲和妻子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交流中完全被动。在刘兰芝出现后，仍未能出现根本性的逆转。焦母挑刘兰芝的刺“吾意久怀忿”，焦仲卿嘟哝“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焦母打算另起炉灶换掉儿媳“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焦仲卿悲鸣“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以不成熟的方式威胁自己的母亲。丧失主导权的被动交流，得到的结局自然也就相当被动。焦仲卿最后只能“涕落百余行”，看着刘兰芝伤心离去。在刘兰芝被“驱逐”这一事件中，焦仲卿原本也努力尝试着与母亲进行沟通交流。但是，焦仲卿人际交流“认知模式”滞后，沟通支撑点不清晰，不能正确运用“双面胶”的粘性，无法在家庭内部建立起良好的健康的积极的人际交流渠道，来规避自己婚姻悲剧的发生，沟通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在夫妻关系上，焦仲卿同样陷入被动局面。刘兰芝嫁入焦家，与婆婆缺少交流，整日劳作，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融入新环境困难。焦仲卿忙于所谓的公务，经常不在家，对刘兰芝因转换新环境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熟视无睹，直到刘兰芝向他抱怨“相见常日稀”时，焦仲卿竟然还没意识到夫妻之间的交流情感需要出现严重问题。夫妻间“如果双方的暗示性表达不能满足各自的需求，或者仅仅一方能满足对方的需求，人际交往就很难向纵深发展。[3]刘兰芝戏谑说“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个二愣子竟然相信了，跑去问自己的母亲。究其原因，是焦仲卿不懂得通过交流来满足妻子的情感需要，未能及时安抚和引导好自己的妻子。
三、焦母交流“封闭”
焦母在焦家地位崇高，焦母是焦家名义上和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焦仲卿迎娶刘兰芝入门，一定是经过焦母首肯的，甚至于就是焦母一手包办的。从这个层面上说，焦母并非一开始就嫌弃刘兰芝，而是相中了刘兰芝的品行、容貌，或是刘家的家世、背景、社会地位等。也就是说，当刘兰芝刚出现在焦家时，焦母与刘兰芝的交流是不存在问题的，焦母并没有隔绝与刘兰芝的沟通交流渠道。
然而，刘兰芝与焦仲卿结婚后，在与焦母沟通这一问题上，刘兰芝的不主动，焦仲卿的被动，让焦母相当的不满。这种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怨越来越重。再加上多年的寡居生活，心态或多或少有些封闭。这样，“女性何苦为难女性”的命题，在焦母与刘兰芝、焦仲卿沟通不畅后，立马严峻起来。刘兰芝出现之前，儿子焦仲卿是她存活于世的最大安慰，是她借以疗治孤苦脆弱心灵的药方；与刘兰芝、焦仲卿沟通不畅后，伦理道德观念和长辈尊严意识的觉醒，要求焦母必须“端着”。此时的焦母，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关门。刘兰芝出现之后的焦母，不屑也不愿与“抢走”自己儿子的兰芝进行交流，关闭了与儿媳交流的包容之门；儿子在“母亲与妻子谁更重要”上态度的不明朗让她相当失望，她最后连仅留给儿子的交流沟通之门也关上了。
“在关系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相关事宜。”[4]焦母看不惯刘兰芝，开始寻找各种理由和可能：焦仲卿、刘兰芝结婚几年，至今没有完成延续香火的使命；刘兰芝的自以为是，是严重的“无礼节，自专由”表现；焦仲卿情感上的不明朗甚至于转移，刘兰芝一定吹了不少“枕头风”；刘兰芝陪嫁的嫁妆“绣腰襦、葳蕤、红罗、斗帐、香囊”足足六七十箱，原本是看上去中意的陪嫁品，现在让同样是女人的焦母倍感压力，等等。焦母看不惯刘兰芝，与刘兰芝的关系疏远、冷淡，导致焦母与刘兰芝之间危如累卵的关系之墙随时可能坍塌。其实，焦母清楚地知道，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人的婚姻走向，乃至焦、刘两家的命运前途，全部掌控在她手上。家庭和睦，母慈子孝，儿孙绵绵，完全有可能在焦家上演，前提条件是焦母从伦理高位的神坛走下来，拿出足够的善意，从维护焦家未来命运前途的高度定调家庭内部相处模式与矛盾处理方式，为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建立良好的交流渠道。可惜，见识浅薄一意孤行的焦母封闭自己，不懂得良好的交流沟通才是化解家庭内部矛盾的良方。
焦仲卿、刘兰芝两人的婚姻悲剧，也是家庭悲剧，在当事人交流障碍的促使下成为必然。这不能不令人痛心。再读《孔雀东南飞》，笔者惊讶地发现，焦仲卿、刘兰芝的姓“焦刘”，谐音“交流”；文章结尾处“叶叶相交通”，强调“交通”，是作者借由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留下的警示：婚姻，只有爱与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婚姻大厦的维系，当事各方要铺设好通畅的交流通道，打开心扉积极主动地“换心”“交心”。进一步说，对于婚姻的持久经营、婆媳关系的处理来说，互谦互敬、常常主动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如此才能避免更多的“孔雀东南飞”式的悲剧上演。
参考文献：
[1][奥地利]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 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2.
[2]陈卫平.人际交往和谐的元素[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
[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扬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交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解读《孔雀东南飞》
交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学视角解读《孔雀东南飞》
社会心理学家舒茨的三维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参与人际交流，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1]他认为，这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的成长生活经验密切相关。从舒茨的三维理论出发，不难发现“焦刘”两家各成员，特别是焦母、焦仲卿和刘兰芝人际交流的严重障碍，是造成《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刘兰芝婚姻悲剧的导火索。
一、刘兰芝交流“无力”
十六岁之前，刘兰芝学了织素、裁衣、弹箜篌、诵诗书等，接受了当时女性所能接受的最完整的教育，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良性种子。但是，刘兰芝的婚姻最终还是悲剧收场，究其原因有很多。其中，刘兰芝在成长过程中与人交流方法单一、性格偏狭、行事过激、感情用事等，阻碍了其与焦母和焦仲卿的有效沟通，是其婚姻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人际交往理论认为：人际交往和谐需要相互支撑，要改善认知模式，要完善性格。[2]封闭的生活环境，导致刘兰芝无法接受科学完整系统的交流教育。刘兰芝曾说“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虽是自谦之辞，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父亲早逝而出现的教育缺席，使得刘兰芝撒娇的天性没了施展的对象。虽有长兄，但伦理制度下的长兄少了温情的面纱，多了封建家长式的面孔，而且“性行暴如雷”，刘兰芝在家庭内部参与人际交流的包容需要无法满足，平等交往的情感宣泄找不到出口。性格倔强的刘兰芝，遇到有专制独裁倾向的兄长，不懂“以柔克刚”以妹妹的娇羞撒娇化掉哥哥的冷峻，争取交流的支配地位，直接影响到自己在婚配生活选择上的自主权。待字闺中时，交流教育的缺失，一定程度上让刘兰芝产生“交流无用”的心理定势，也导致了刘兰芝日后在争取与焦仲卿复合失败后，选择自杀逃避。
女儿时代，没有学会与人积极交流技巧的刘兰芝。到了婆家后，遭遇极为严重的生活挑战，挫折不断。焦仲卿在外忙公务，将家中事务托付给刘兰芝。可惜，如何主动与人沟通交流，刘兰芝不懂，也不敢，更不会。刘兰芝不懂得如何主导支配婆媳间的交流，更不懂得通过良好的语言技巧讨好婆婆和小姑子。焦母挑剔刘兰芝，婆媳间矛盾不断升级。刘兰芝没有主动出击，寻求合适的契机与婆婆进行有效沟通，而是放任事态一步步走向恶化，并最终被下达“驱逐令”限期离开焦家。从刘兰芝被“驱逐”时的刻意梳妆打扮，强作坚强不肯服软，不难看出感情用事是刘兰芝交流“无力”的软肋。
二、焦仲卿交流“被动”
焦仲卿，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有义务也必须为家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沟通环境。然而，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强悍，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让焦仲卿缺少了男人应有的刚性与魄力，完全听命臣服于母亲，待人接物彻底被动，与母亲、妻子的交流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汉朝“以孝治天下”，焦仲卿臣服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习惯于焦母的“垂帘听政”，努力扮演好乖儿子的角色。失去父亲的焦仲卿，屈从于社会伦理受制于专制母亲，尽力扮演一个孝顺儿子，渐渐地失去了个体生命的独立性。焦仲卿的盲从，从某种层面上讲，正是个性被挤压人性遭受摧残的最好明证，也是焦仲卿丧失交流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焦仲卿娶妻，是焦母的主意；焦仲卿休妻，同样是焦母的主意。这种“耳提面命”式的对外交流方式，让焦仲卿丧失了面对母亲和妻子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交流中完全被动。在刘兰芝出现后，仍未能出现根本性的逆转。焦母挑刘兰芝的刺“吾意久怀忿”，焦仲卿嘟哝“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焦母打算另起炉灶换掉儿媳“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焦仲卿悲鸣“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以不成熟的方式威胁自己的母亲。丧失主导权的被动交流，得到的结局自然也就相当被动。焦仲卿最后只能“涕落百余行”，看着刘兰芝伤心离去。在刘兰芝被“驱逐”这一事件中，焦仲卿原本也努力尝试着与母亲进行沟通交流。但是，焦仲卿人际交流“认知模式”滞后，沟通支撑点不清晰，不能正确运用“双面胶”的粘性，无法在家庭内部建立起良好的健康的积极的人际交流渠道，来规避自己婚姻悲剧的发生，沟通失败自然不可避免。
在夫妻关系上，焦仲卿同样陷入被动局面。刘兰芝嫁入焦家，与婆婆缺少交流，整日劳作，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融入新环境困难。焦仲卿忙于所谓的公务，经常不在家，对刘兰芝因转换新环境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熟视无睹，直到刘兰芝向他抱怨“相见常日稀”时，焦仲卿竟然还没意识到夫妻之间的交流情感需要出现严重问题。夫妻间“如果双方的暗示性表达不能满足各自的需求，或者仅仅一方能满足对方的需求，人际交往就很难向纵深发展。[3]刘兰芝戏谑说“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个二愣子竟然相信了，跑去问自己的母亲。究其原因，是焦仲卿不懂得通过交流来满足妻子的情感需要，未能及时安抚和引导好自己的妻子。
三、焦母交流“封闭”
焦母在焦家地位崇高，焦母是焦家名义上和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焦仲卿迎娶刘兰芝入门，一定是经过焦母首肯的，甚至于就是焦母一手包办的。从这个层面上说，焦母并非一开始就嫌弃刘兰芝，而是相中了刘兰芝的品行、容貌，或是刘家的家世、背景、社会地位等。也就是说，当刘兰芝刚出现在焦家时，焦母与刘兰芝的交流是不存在问题的，焦母并没有隔绝与刘兰芝的沟通交流渠道。
然而，刘兰芝与焦仲卿结婚后，在与焦母沟通这一问题上，刘兰芝的不主动，焦仲卿的被动，让焦母相当的不满。这种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怨越来越重。再加上多年的寡居生活，心态或多或少有些封闭。这样，“女性何苦为难女性”的命题，在焦母与刘兰芝、焦仲卿沟通不畅后，立马严峻起来。刘兰芝出现之前，儿子焦仲卿是她存活于世的最大安慰，是她借以疗治孤苦脆弱心灵的药方；与刘兰芝、焦仲卿沟通不畅后，伦理道德观念和长辈尊严意识的觉醒，要求焦母必须“端着”。此时的焦母，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关门。刘兰芝出现之后的焦母，不屑也不愿与“抢走”自己儿子的兰芝进行交流，关闭了与儿媳交流的包容之门；儿子在“母亲与妻子谁更重要”上态度的不明朗让她相当失望，她最后连仅留给儿子的交流沟通之门也关上了。
“在关系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相关事宜。”[4]焦母看不惯刘兰芝，开始寻找各种理由和可能：焦仲卿、刘兰芝结婚几年，至今没有完成延续香火的使命；刘兰芝的自以为是，是严重的“无礼节，自专由”表现；焦仲卿情感上的不明朗甚至于转移，刘兰芝一定吹了不少“枕头风”；刘兰芝陪嫁的嫁妆“绣腰襦、葳蕤、红罗、斗帐、香囊”足足六七十箱，原本是看上去中意的陪嫁品，现在让同样是女人的焦母倍感压力，等等。焦母看不惯刘兰芝，与刘兰芝的关系疏远、冷淡，导致焦母与刘兰芝之间危如累卵的关系之墙随时可能坍塌。其实，焦母清楚地知道，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人的婚姻走向，乃至焦、刘两家的命运前途，全部掌控在她手上。家庭和睦，母慈子孝，儿孙绵绵，完全有可能在焦家上演，前提条件是焦母从伦理高位的神坛走下来，拿出足够的善意，从维护焦家未来命运前途的高度定调家庭内部相处模式与矛盾处理方式，为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建立良好的交流渠道。可惜，见识浅薄一意孤行的焦母封闭自己，不懂得良好的交流沟通才是化解家庭内部矛盾的良方。
焦仲卿、刘兰芝两人的婚姻悲剧，也是家庭悲剧，在当事人交流障碍的促使下成为必然。这不能不令人痛心。再读《孔雀东南飞》，笔者惊讶地发现，焦仲卿、刘兰芝的姓“焦刘”，谐音“交流”；文章结尾处“叶叶相交通”，强调“交通”，是作者借由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留下的警示：婚姻，只有爱与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婚姻大厦的维系，当事各方要铺设好通畅的交流通道，打开心扉积极主动地“换心”“交心”。进一步说，对于婚姻的持久经营、婆媳关系的处理来说，互谦互敬、常常主动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如此才能避免更多的“孔雀东南飞”式的悲剧上演。
参考文献：
[1][奥地利]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M]. 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12.
[2]陈卫平.人际交往和谐的元素[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
[3]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扬国枢.中国人的心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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