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

今天给各位分享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塔西佗《编年史》

“但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虚伪,越是急不可待地想当奴隶;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皇帝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一位皇子的登极表示不当的忧郁。他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

“原始的人没有罪恶的欲望,过着清白正直的生活,也就不需要有什么惩罚或强制。人生本来就是做好事,因此奖赏便不需要了。同样地,对于那根本不想做习俗所不允许的坏事的人,也就用不着恐吓来禁止他了。但是当公正不复存在,野心和暴力代替了谦逊和克己的时候,专制制度就在许多国家成了永恒的现象。”

“又有谁是真正看见过共和国的呢……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

“暴君的鞭子”

——塔西佗与他的《编年史》

《编年史》是塔西佗的最佳成就,代表了罗马历史写作的巅峰。 —— Ronald Mellor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编年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14—37 年)、卡里古拉(37—41 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 年)和尼禄(公元 54—68 年)。

《编年史》记述的虽然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可以说它是以整个古代罗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书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在古罗马人开始感到有写一部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忘不了从他们祖先的创业活动(即建城)讲起,这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光荣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几乎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些故事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不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未可一概斥之为荒唐无稽),但他们却津津乐道,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历史来叙述。《编年史》的作者却抛弃了在他之前许多罗马史家的这样一个框框。他一开头只是极为扼要地回顾了罗马从建城到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几乎等于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虽然在叙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实的出入(参见《编年史》开头的有关注释部分),但这毕竟是古代罗马的大手笔为罗马本国的古代历史所作的一个最概括的叙述。这之后,作者就以史家的身分开门见山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没有放过“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古斯都!)并且总结了帝制的产生和巩固的过程。面对罗马版图之日益扩大、内外事务日趋复杂这一情况,以前用来治理一个城邦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了。在这期间,罗马各种制度当然也必然为适应不断改变的内外形势而加以调整、修改。

在罗马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有过暂时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独裁官一人之手的情况,例如苏拉和凯撒就分别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独揽大权于一身,但到奥古斯都当政时期,这种专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变相地正式固定下来了。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奥古斯都一手结束了罗马的长期混战局面,但是他这个从内战中厮杀过来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凯撒的教训,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卫共和传统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统治大权集于己身。他的统治给全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即所谓“罗马和平”(paxRomana),虽然,对于这种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下面掩盖的是ignavia(萎靡、卑怯)。然而这种和平无论如何仍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尽管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杀予夺一切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情况,人们对这一阴暗面的感觉还不太突出,而到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发展到尼禄那样的胡作非为。人们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军队哗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少量的军队,也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决定帝国的命运。《编年史》和其后的《历史》所记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李维的作品可以认为是罗马史学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话(在这点上,李维的作品的确当之无愧),那末在他之前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罢了。李维的历史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绩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历史的前十卷(从建城到公元前 293 年)可以同维吉尔的史诗比美,称之为史诗般的散文。在希腊史论和罗马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李维的文章达到很高的成就。作为帝国时期一位有很高教养的人,塔西佗无疑熟悉李维的著作。李维的共和情绪,他的文章的严谨结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都会对后来的塔西佗发生深刻的影响。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比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他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往往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凯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决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基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决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本文系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本塔西佗《编年史》译者序言节选,标题:“关于塔西佗——生平、作品和思想”作者王以铸,崔妙因)

内容简介

塔西佗《编年史》是罗马时代的一部绚丽的历史绘卷,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不是奇闻佚事,而承载起西方思想界的重要思考:共和因何而堕落蜕化。

塔西佗《编年史》以拉丁文写成,原书有16卷或18卷,现时第7至10卷已佚,其余各卷则是完整或部份保存下来。书中主要内容,上自公元14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及提比留继位,下至尼禄皇帝时期(现存内容至66年)。塔西佗在《编年史》中,以倾心共和体制,藐视皇帝的观点编写历史,对研究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具有很高价值,并因作者的文笔风格,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或GaiusCornelius Tacitus,也译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塔西佗跟风格迥异的西塞罗一样,被推为古罗马的伟大文体家。塔西佗的写作充分发挥了拉丁文生动、有力、富有节奏感的特色,文笔尖锐有力,叙事有声有色,竭力避免平淡。他在文章中非常关注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充满了对没有成功统治的上层阶级腐化和实行暴政的逸闻。他的写作风格和以前的拉丁文作者也不一样,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而忽略对事件的大场景描写。后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依照塔西佗的风格进行写作。

塔西佗(塔西佗编年史)插图

译者简介

王以铸。通晓古希腊、拉丁、俄、德、英、法、日、西班牙等语,系我国知名翻译家、出版家。北京大学肄业。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署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译有〔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与妻子崔妙因合译)、《历史》,《野坂参三选集》,〔苏〕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卡斯特罗选集》,等等。此外,还有旧体诗合集《倾盖集》。

目录

译者的话·附记

关于塔西佗

本书提要

关于与本书有关的皇帝家系的若干说明

东西两王国的世系

《编年史》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残篇)

第六卷(残篇)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要目索引

塔西佗《编年史》:代表了罗马历史写作的巅峰

汉译名著700种之第105种。

“但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虚伪,越是急不可待地想当奴隶;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皇帝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一位皇子的登极表示不当的忧郁。他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

“原始的人没有罪恶的欲望,过着清白正直的生活,也就不需要有什么惩罚或强制。人生本来就是做好事,因此奖赏便不需要了。同样地,对于那根本不想做习俗所不允许的坏事的人,也就用不着恐吓来禁止他了。但是当公正不复存在,野心和暴力代替了谦逊和克己的时候,专制制度就在许多国家成了永恒的现象。”

“又有谁是真正看见过共和国的呢……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

“暴君的鞭子”

——塔西佗与他的《编年史》

《编年史》是塔西佗的最佳成就,代表了罗马历史写作的巅峰。 —— Ronald Mellor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编年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14—37 年)、卡里古拉(37—41 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 年)和尼禄(公元 54—68 年)。

《编年史》记述的虽然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可以说它是以整个古代罗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书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在古罗马人开始感到有写一部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忘不了从他们祖先的创业活动(即建城)讲起,这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光荣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几乎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些故事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不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未可一概斥之为荒唐无稽),但他们却津津乐道,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历史来叙述。《编年史》的作者却抛弃了在他之前许多罗马史家的这样一个框框。他一开头只是极为扼要地回顾了罗马从建城到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几乎等于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虽然在叙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实的出入(参见《编年史》开头的有关注释部分),但这毕竟是古代罗马的大手笔为罗马本国的古代历史所作的一个最概括的叙述。这之后,作者就以史家的身分开门见山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没有放过“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古斯都!)并且总结了帝制的产生和巩固的过程。面对罗马版图之日益扩大、内外事务日趋复杂这一情况,以前用来治理一个城邦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了。在这期间,罗马各种制度当然也必然为适应不断改变的内外形势而加以调整、修改。

在罗马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有过暂时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独裁官一人之手的情况,例如苏拉和凯撒就分别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独揽大权于一身,但到奥古斯都当政时期,这种专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变相地正式固定下来了。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奥古斯都一手结束了罗马的长期混战局面,但是他这个从内战中厮杀过来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凯撒的教训,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卫共和传统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统治大权集于己身。他的统治给全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即所谓“罗马和平”(paxRomana),虽然,对于这种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下面掩盖的是ignavia(萎靡、卑怯)。然而这种和平无论如何仍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尽管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杀予夺一切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情况,人们对这一阴暗面的感觉还不太突出,而到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发展到尼禄那样的胡作非为。人们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军队哗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少量的军队,也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决定帝国的命运。《编年史》和其后的《历史》所记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李维的作品可以认为是罗马史学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话(在这点上,李维的作品的确当之无愧),那末在他之前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罢了。李维的历史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绩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历史的前十卷(从建城到公元前 293 年)可以同维吉尔的史诗比美,称之为史诗般的散文。在希腊史论和罗马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李维的文章达到很高的成就。作为帝国时期一位有很高教养的人,塔西佗无疑熟悉李维的著作。李维的共和情绪,他的文章的严谨结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都会对后来的塔西佗发生深刻的影响。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比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他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往往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凯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决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基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决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本文系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本塔西佗《编年史》译者序言节选,标题:“关于塔西佗——生平、作品和思想”作者王以铸,崔妙因)

内容简介

塔西佗《编年史》是罗马时代的一部绚丽的历史绘卷,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不是奇闻佚事,而承载起西方思想界的重要思考:共和因何而堕落蜕化。

塔西佗《编年史》以拉丁文写成,原书有16卷或18卷,现时第7至10卷已佚,其余各卷则是完整或部份保存下来。书中主要内容,上自公元14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及提比留继位,下至尼禄皇帝时期(现存内容至66年)。塔西佗在《编年史》中,以倾心共和体制,藐视皇帝的观点编写历史,对研究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具有很高价值,并因作者的文笔风格,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或GaiusCornelius Tacitus,也译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塔西佗跟风格迥异的西塞罗一样,被推为古罗马的伟大文体家。塔西佗的写作充分发挥了拉丁文生动、有力、富有节奏感的特色,文笔尖锐有力,叙事有声有色,竭力避免平淡。他在文章中非常关注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充满了对没有成功统治的上层阶级腐化和实行暴政的逸闻。他的写作风格和以前的拉丁文作者也不一样,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而忽略对事件的大场景描写。后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依照塔西佗的风格进行写作。

译者简介

王以铸。通晓古希腊、拉丁、俄、德、英、法、日、西班牙等语,系我国知名翻译家、出版家。北京大学肄业。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署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译有〔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与妻子崔妙因合译)、《历史》,《野坂参三选集》,〔苏〕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卡斯特罗选集》,等等。此外,还有旧体诗合集《倾盖集》。

目录

译者的话·附记

关于塔西佗

本书提要

关于与本书有关的皇帝家系的若干说明

东西两王国的世系

《编年史》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残篇)

第六卷(残篇)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要目索引

识别二维码一键购买☟

塔西佗《编年史》:代表了罗马历史写作的巅峰

汉译名著700种之第105种。

“但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虚伪,越是急不可待地想当奴隶;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皇帝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一位皇子的登极表示不当的忧郁。他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

“原始的人没有罪恶的欲望,过着清白正直的生活,也就不需要有什么惩罚或强制。人生本来就是做好事,因此奖赏便不需要了。同样地,对于那根本不想做习俗所不允许的坏事的人,也就用不着恐吓来禁止他了。但是当公正不复存在,野心和暴力代替了谦逊和克己的时候,专制制度就在许多国家成了永恒的现象。”

“又有谁是真正看见过共和国的呢……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

“暴君的鞭子”

——塔西佗与他的《编年史》

《编年史》是塔西佗的最佳成就,代表了罗马历史写作的巅峰。 —— Ronald Mellor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编年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14—37 年)、卡里古拉(37—41 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 年)和尼禄(公元 54—68 年)。

《编年史》记述的虽然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可以说它是以整个古代罗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书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在古罗马人开始感到有写一部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忘不了从他们祖先的创业活动(即建城)讲起,这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光荣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几乎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些故事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不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未可一概斥之为荒唐无稽),但他们却津津乐道,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历史来叙述。《编年史》的作者却抛弃了在他之前许多罗马史家的这样一个框框。他一开头只是极为扼要地回顾了罗马从建城到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几乎等于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虽然在叙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实的出入(参见《编年史》开头的有关注释部分),但这毕竟是古代罗马的大手笔为罗马本国的古代历史所作的一个最概括的叙述。这之后,作者就以史家的身分开门见山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没有放过“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古斯都!)并且总结了帝制的产生和巩固的过程。面对罗马版图之日益扩大、内外事务日趋复杂这一情况,以前用来治理一个城邦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了。在这期间,罗马各种制度当然也必然为适应不断改变的内外形势而加以调整、修改。

在罗马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有过暂时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独裁官一人之手的情况,例如苏拉和凯撒就分别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独揽大权于一身,但到奥古斯都当政时期,这种专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变相地正式固定下来了。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奥古斯都一手结束了罗马的长期混战局面,但是他这个从内战中厮杀过来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凯撒的教训,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卫共和传统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统治大权集于己身。他的统治给全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即所谓“罗马和平”(paxRomana),虽然,对于这种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和平下面掩盖的是ignavia(萎靡、卑怯)。然而这种和平无论如何仍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尽管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杀予夺一切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情况,人们对这一阴暗面的感觉还不太突出,而到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发展到尼禄那样的胡作非为。人们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军队哗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少量的军队,也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决定帝国的命运。《编年史》和其后的《历史》所记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李维的作品可以认为是罗马史学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话(在这点上,李维的作品的确当之无愧),那末在他之前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罢了。李维的历史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绩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历史的前十卷(从建城到公元前 293 年)可以同维吉尔的史诗比美,称之为史诗般的散文。在希腊史论和罗马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李维的文章达到很高的成就。作为帝国时期一位有很高教养的人,塔西佗无疑熟悉李维的著作。李维的共和情绪,他的文章的严谨结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都会对后来的塔西佗发生深刻的影响。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比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他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往往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凯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决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基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决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本文系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本塔西佗《编年史》译者序言节选,标题:“关于塔西佗——生平、作品和思想”作者王以铸,崔妙因)

内容简介

塔西佗《编年史》是罗马时代的一部绚丽的历史绘卷,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不是奇闻佚事,而承载起西方思想界的重要思考:共和因何而堕落蜕化。

塔西佗《编年史》以拉丁文写成,原书有16卷或18卷,现时第7至10卷已佚,其余各卷则是完整或部份保存下来。书中主要内容,上自公元14年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及提比留继位,下至尼禄皇帝时期(现存内容至66年)。塔西佗在《编年史》中,以倾心共和体制,藐视皇帝的观点编写历史,对研究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具有很高价值,并因作者的文笔风格,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或GaiusCornelius Tacitus,也译作塔吉突士,55年?—117年?),罗马帝国执政官、雄辩家、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文体家,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有《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塔西佗跟风格迥异的西塞罗一样,被推为古罗马的伟大文体家。塔西佗的写作充分发挥了拉丁文生动、有力、富有节奏感的特色,文笔尖锐有力,叙事有声有色,竭力避免平淡。他在文章中非常关注元老院和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充满了对没有成功统治的上层阶级腐化和实行暴政的逸闻。他的写作风格和以前的拉丁文作者也不一样,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理,而忽略对事件的大场景描写。后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依照塔西佗的风格进行写作。

译者简介

王以铸。通晓古希腊、拉丁、俄、德、英、法、日、西班牙等语,系我国知名翻译家、出版家。北京大学肄业。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署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译有〔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与妻子崔妙因合译)、《历史》,《野坂参三选集》,〔苏〕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卡斯特罗选集》,等等。此外,还有旧体诗合集《倾盖集》。

目录

译者的话·附记

关于塔西佗

本书提要

关于与本书有关的皇帝家系的若干说明

东西两王国的世系

《编年史》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残篇)

第六卷(残篇)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要目索引

识别二维码一键购买☟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yuzhuoseo.com/news/22633.html